20多年来,一些业界从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成为培养新闻人才的老师,高等院校的新闻院系也在一些新闻单位建立了实践和研究基地,融通趋势良好。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一些主要的新闻院校同我国主要的新闻媒体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在人员交流与培训、学生实习与就业、建立固定的实践基地等方面进行长期的合作。其他高等院校的新闻院系也与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体在各个层面开展了交流与合作。这些做法和措施是推进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融通的必要和重要的具体行动。
我在新华社长期从事国际新闻的采访报道和对外传播工作,参加和组织指挥过战争报道,多次担任过党和政府领导人出访记者组负责人随访采访,参加过四届亚运会和两届奥运会的采访,在组织指挥报道的岗位上工作多年,对新闻实际工作有切身的感受。2007年底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之后,我又有机会在大学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十多年。
在新闻实践和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我对如何加快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之间的融通做了一些粗浅的思考。
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的前10年的时间里,新闻业界已经有不少编辑记者进入大学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就我的记忆,比较早转行的新华社记者李希光1999年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发起“大篷车”新闻教育模式,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关注。2002年,人民日报社原社长、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就任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同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聘请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出任首任院长。2006年,南方日报社原社长范以锦担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在这一段时间里,先后从业界进入学界的人员逐渐增加,分别担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方面的工作。
业界人士进入高校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有其特定的优势,我个人的体会至少有两个方面。
首先,这些人有比较长时间的从业经历,新闻采访、编辑和发布等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可以弥补新闻院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的不足。就我本身的体会,在新华社从业的35年时间里,我多次经历过战争环境的采访,采访过军事政变、国际会议、外国元首的会晤和我国家领导人的出访,也采访过洲际和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许多现场采访的情景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在授课和讲座中可以随时举例,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的同时能够听到具体实例。
其次,可以协助学界完善教学模式和理论体系。新闻教育有共性,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在新闻传播理论方面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是新闻院校学生应该学习的重要内容。但是,外国新闻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同新闻实践的脱节显而易见,例如,2012年发生在英国的《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2020年11月美国媒体在美国大选中围绕不同党派候选人对垒分明的报道现象,非常明显地表明,“纯客观”的报道是不存在的。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件应该是新闻媒体开展新闻报道的理想目标,但任何客观公正的报道都是有条件的。业界人员在这方面的认识比较清楚,也有实际体会。
以我的观察,学界与业界目前的交流合作虽然进展不慢,但从深度和广度看依然是相当不够的。这种情况如果不能改变,学界与业界的融通过程会变得漫长。同时,学界和业界要逐步加深认识相互间的共同点和差异,并要切实关注在基本的理论思路上需要继续认真梳理的问题。
1.双向交流缺乏。就我了解的情况,目前从业界进入学界的人员比较多一些,而学界进入业界的人员相对比较少,即使有的话也主要是挂职性质的安排,三个月或者半年后就回原学校任教。这样的安排有一定好处,但从长期看是不行的,不能达到促进学界和业界融通的目的。
我以为,要真正达到学界和业界融通的目的,必须对学界人员比较长时间进入业界工作做出整体上的安排,使学校新闻学院的院长、教授和其他老师有机会到新闻机构任编辑、记者至少一年,而且要具体参与新闻报道的实践,即参加采访、编辑和组织指挥报道的实际工作。
对于新闻院校的老师来说,实践的环节是重要的。只有参与实际的新闻报道工作,才会对我国新闻报道环境、需要遵循的政策以及需要在教学中注意的问题等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才能摆脱在教学中出现类似“纸上谈兵”的情况。
2.评价体系的障碍。学界与业界融通过程中有一个不容易回避的问题,就是高等院校和新闻机构的评价体系有很大的不同,有可能成为互相交流和人员流动的障碍。
从学界和业界的实际工作领域和性质看,评价体系不一样是有理由和根据的。新闻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新闻专业人才,因此主要任务是通过学生在大学或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能够比较好地掌握新闻传播的理论和进入新闻传播机构或其他有新闻传播任务机构工作的知识体系,因此教师教给学生主要是理论层面的知识,教师本人发表论文和成功申报课题就成为评价指标的重要部分。在业界,评价编辑、记者的标准是完成重大新闻事件报道任务的情况和是否有出色的新闻作品,这个方面做得好的一般职称都比较高,担负的责任也比较大。但是,要达到学界和业界的人员顺利交流,评价体系肯定是一个障碍。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一位新闻学院的院长感叹:“我们到处在找有业界工作经历的老师,有些名气很大的记者、编辑很优秀,但按照学校论文和项目的要求,实在是难以匹配啊!”这一方面说明了不少业界的从业人员学术素养不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界和业界人员交流中面临的问题。
1.客观性与素材选择。新闻教育工作者尤其是老师对新闻的客观性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有一件事我记得比较清楚,1990年我曾写过一篇论文《试论国际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投稿参加当年的新华社优秀论文评选。据当时一位评委的记忆,在评委会议上有人对客观性的表述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西方新闻观。可见,在新闻采访报道一线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对新闻本质的认识未必都能到位,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有比较大的偏差。我以为,在这一点上新闻教育工作者的认识比业界从业人员深刻。
在遇到重要的新闻事件尤其涉及政治领域的事件时,是先寻找真相还是先询问口径?这是新闻实践中普遍遇到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新闻的本源是物质的东西,是人类在同自然和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是客观的实在。新闻不具有随意性,它要反映的是“自在之物本身”。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客观报道新闻事件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客观性应该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原则。但是,在新闻实践中,往往是“口径”成为考虑的优先因素,在政治性和社会性事件发生时尤其如此。对政治性和社会事件的报道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是必要的,但是依然应该把弄清事实真相和及时发布信息放在首位,否则在新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只会带来舆论上的被动。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他在这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批评了历史领域中的“非历史的观点”,认为这是“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他写道:“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于千百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可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1]
2.偏见与立场表达。在新闻教育工作者中对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和“立场表达”或许经常认识不够,在一些重要报道和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容易产生“纯客观”报道的想法。
在新闻实践中,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价值取向”问题。目前,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有不少报道尤其是国际新闻报道,跟着国际上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媒体跑的情况很普遍。在海外没有分支机构的媒体有这样的情况,在海外设有分支机构的媒体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忽视了不同媒体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讲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变化比较复杂,但简单地讲就是由报道者或评论者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政治地位和政治倾向,以及所受的教育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从理性化一些的角度看,可以这样说:人只可能是社会的人,而不可能是渺茫的哲学太空中的人。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按照长期以来的传统,各个新闻机构不仅仅反映社会上的争论,而且相当积极地参与其中,力图表明自己的观点,甚至力图强加于人。它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上乘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这位法国人讲得深刻得多,他们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说:“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
我们应该像列宁在《辩证法要素》中所讲的那样,做到所提供的信息“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任何新闻都是选择的结果,或者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无论哪个记者、编辑,无论哪家媒体都是按照他们的观点去观察新闻事件,并按照他们的判断向受众介绍新闻事件。
当然,我们讲新闻的客观性,并不是说新闻就没有导向作用。对于新闻事实的判断和观察有一个方法问题,这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观察新闻事件。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事件的本质,从而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报道实践告诉我们,任何新闻都是选择的结果,或者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
无论哪个记者、编辑,无论哪家媒体都是按照他们的观点去观察新闻事件,并按照他们的判断向受众介绍新闻事件。任何新闻稿件都是思想的产物,都带有强烈的政治与文化色彩。贝尔纳·瓦耶纳说:“无可否认,新闻稿总是带有语言和文化色调,所以不妨说信息形式本身总是隐藏着某种思想,因而也就隐藏着某种政治。”
导向是整体上的导向,不能是短期行为,也不能只从某一事件或者某一时段的新闻报道判断,而应该从整体上设计和评估。在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的报道中都是如此。以国际新闻报道为例,如果我们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和重大国际事件不进行全面、客观的报道,那么报道的公信力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导向也就无从谈起。
3.话语权。当前,不少高等院校的新闻教育中都在加强国际传播的教育,新闻媒体也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做强国际传播矩阵,在连接中外沟通世界中传播中国声音。在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如何在新闻教育和实务两个领域取得进展,是学界和业界融通过程中的努力目标。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进程中,话语权、讲故事是目前业界经常谈论的话题,学界的学者和老师在这两个问题上也要有深入的思考。
国际话语权是公民话语权、官方话语权与媒介话语权在国际场合和国际事务中话语能力和影响的表现。国际话语权不是某种权利,而是一个国家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和在国际舆论场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国际话语权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是权威和合理的表达,二是这些表达要有人听并且相信。
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无疑是有话语权的。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的一员,而且是具有一票否决权的一员,在世界事务中的发声能力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呢?
国际话语权与国际传播新秩序有着密切的联系。“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同时,基于新的传播技术基础上的互联网和移动传播新媒体的出现,使国际传播体系发生了变革。
这些变革主要体现在“跨界性”“融合性”“流动性”和“分众性”等几个方面。这些变化已经推动或者将推动新闻信息采编流程的重构、国际舆论空间的拓展、媒介技术融合和产业链全面竞合。对于中国来说,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存在的。
在话语权的讨论中,有一种说法值得商讨。一些人将媒体的话语影响力无限扩大,认为媒体是中国发声的主要渠道。其实,对媒体话语影响力要有客观的认识, 媒体有其独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媒介话语权和影响力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在公共事务与其他公共性话题方面享有客观、公正地描述与表达的自由权利。
媒介影响力和话语权之所以是“有限的”,还由于媒体的话语权受到信息源和受众两个方面制约。媒介本身的含义就是一种“介体”,处在传播的中间环节,其发声受到信息源的重要影响。媒介在一般情况下首要作用是“传声筒”,信源发布了什么样的信息,媒介传播的就是什么信息。当然,现代媒介在海量的信息中有选择的自由,但是那些影响重大的信息仍然要依靠权威机构或者权威人士发布和发声。
与此同时,受众对媒介的话语权同样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在传播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之后,互联网的兴起已经改变了媒介的总体格局,受众在传播环节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媒体不可以也不能违背基本事实去描述新闻事件,因而其话语权受到事实本身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是必要的。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新闻源对于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有着直接和关键的影响。
如果权威部门或者权威人士不能及时或者客观地发出信息,那么媒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会直接受到影响。如果信息源发出的信息是错误或者虚假的,那么媒介话语就会失去公信力,也没有影响力和线.“讲故事”。现在谈到新闻报道,经常可以听到“讲故事”这个词。但是,新闻报道要讲故事并不是要求新闻稿件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堆成的,变成“故事会”,而是要将我们所要报道的内容具体化,用扎实而不是空洞、具体而不是概念化的表述,让受众看得懂、愿意看,不能官样文章和采取居高临下的教育式表述方法。
“讲故事”是新闻报道的基本方法之一,就这个方法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客观、公正地讲故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要好的故事和不太好的故事或者不好的故事都要讲,只有这样才可能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样的报道才会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讲故事”与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只会说大话、说套话,当然难以有实质上的话语权,因为你讲的东西不符合事实,也不能打动人,因此也不会有人认真听。
真正有话语权是你不但有场合说、有机会说,而且你所说的还要有人听、有人相信。“讲故事”的作用在于,你讲了真实的事,这些事情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且相信这些事情的真实性。这两者的理性结合,或许是扩大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学界是培养新闻人才的摇篮,而业界重点是用人。业界当然也会有培训,但主要是短期和实践性比较强的培训,主要目的是让记者编辑适应一个时期的工作,以便更好地完成所担负的报道任务。然而,从整体上看学界和业界的运行轨迹是有交叉和重合的,而这种交叉和重合产生的结果就是互补。我以为,学界与业界需要加快融通,以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新闻事业,同时在融通的过程中,学界和业界要保持相对的距离,以保持理论的引领作用,推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创新和发展。我认为,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融通的核心要素正在这里。(一)任务的差异显现了融通的必要性
学界和业界的差异是明显的。从业务范围看,学界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后备新闻人才和研究新闻理论方面的问题,而业界主要是新闻实务具体实践者。在人员结构上:学界聚集了大量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并长期在高等院校从事新闻教育的人员;而业界人员主要是从事新闻的采访、写作和编发,对新闻实务有丰富的经验和很强的实践能力。从思维方式上看:学界人员的理论思维比较强,非常重视研究问题的逻辑和学理性;而业界人员的要体现在对新闻事件的判断和稿件的撰写等环节,同时要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在整体上对所涉及的新闻事件进行甄别和报道。
这些差异决定了在融通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思路上的不同、思想上的碰撞和结论上的异议。
我以为,正因为如此,学界和业界的融通显得更为需要,而且这个过程还需要加快。从我在高校新闻教学中所得到的印象,相当多的教师和学生虽然对我们目前的许多新闻稿件持批评意见,但仅从学校内部活动的采访报道可以看出,他们自己的实际采访和写作还难以达到媒体记者的水平,学术活动和会议的新闻稿写作“八股味”很重。从业界看,许多从业人员虽然能够基本完成报道任务,但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理解得不深不透,而且有许多违背这一理论的案例。因此,加强学界与业界的交流、沟通和合作是对同在一个领域工作和学习的人员都十分有益的事情。
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否则就可能成为空头理论。但是,理论又有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只有将实践中许多问题和做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研究出可以遵循的理论框架,才能指导实践的平稳和正确运行。因此,学界在理论上会不断对业界提供理论上的推动力,而业界在实践中为理论研究提供无穷尽的实例和材料,成为理论研究的推动力。
据我了解,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业界和学界的沟通在整体上比较缺乏,相互之间了解不深,甚至有比较多的误解。业界误以为学者的一些批评是空谈理论,遇到实际问题照样解决不了;而一些学者也觉得新闻从业者理论水平不高,一些基本的新闻理论在实践中都不能遵循。我认为,学界与业界需要融通,但在融通的过程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是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教授在其出版的《学理三棱镜:媒介批评文集》一书中指出:“媒介要强化社会责任,要践履时代使命,要加强行业自律,要提升职业伦理,要保持专业操守,要守望社会正义,要促进人类文明,都离不开媒介批评的价值引导。”学界的媒介批评文章,可以说是新闻实践的一面镜子,对业界来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而通过媒介批评,又可以形成学界和业界交流和学习的良性循环。
“媒介批评是一种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可以推动学界与业界的交流与合作。我十分赞同这一看法。这种学术活动有时会遇到一些障碍,而克服这些障碍的办法就是不断促进学界与业界的沟通与了解。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列著作选读.北京:
(作者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新华社原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原院长、名誉院长)
马胜荣.加快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融通[J].青年记者,2022(0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