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敏：1982年进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86年在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1989年在广播电影电视部总编室工作。1991年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编辑部工作。1994年9月进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任编导。2000年加盟东方时空《纪事》栏目任编导。代表作品：《正风剧社》、《大凤小凤》、《硕士村长》等。

　　也许是一个普通但能映射出某种特别社会生活的人物，也许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纪事》已成为新改版的《东方时空》中投入最大的一个栏目之一，栏目也汇聚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创作水平的编导。

　　有人说：纪录片是历史的草稿；有人说：纪录片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难做的一种。听起来，有点沉重，也有点神圣，但我们想的是：真实、好看、价值。

　　每周日14点10分或23点40分，不少观众都会坐在电视机前，锁定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收看一个叫做《纪事》的栏目。如果因事错过了收视机会，他们还会在次日的3点12分或15点35分收看重播的节目。从开播那天起，《纪事》便吸引了很多电视观众的注意，成为新闻频道中一个重要的栏目。要说它都纪哪些事儿呢？往大里说：变化的中国，中国的变化；往小里说：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和他们的故事，（这里的人可以是东方之子，也可以是百姓；这里的事儿可以波澜壮阔，也可以水滴石穿。）为了使观众更加了解《纪事》及其幕后故事，记者采访了它的主创人员。

　　记：《纪事》将来发展方向是什么？有没有改版的打算？现在流行这个。刘：前一段时间还在流行非典呢，我们栏目有改进的打算，但并不是因为它流行，而是我们想开拓一种新的纪录片领域。

　　记：做纪录片时有无想过，自己在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 邓：当然，不光是某种，而且是很多，而且在承担这些责任的时候你会赋予纪录片本身以及你的生命本身更多的东西。

　　记：看过很多你们的作品，让你们感动了无数次。你们也被感动过吧？能说说让你们最难忘的人或事或你们的拍摄经历吗？ 刘：我们也被自己的作品感动过无数次，尤其是今天跟我在这儿一起的邓蕾，她可以说是我们栏目组最感性、最容易被感动的一个人。在4月份我们制作了一期名为《非常时刻》的节目，讲得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面临非典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克尽必一体育职守、深入疫区完成报道的故事，在我们采访三个主人公隋笑梅、王志和柴静的时候，邓蕾曾经哭过无数次。在节目中，我们把感动我们的东西也传达给了观众。

　　记：纪事的题材是怎么选定的？ 邓：来自于方方面面，报纸的、杂志的、网上的、观众来信来电的、亲朋好友相识与不相识的人提供的，以及自己发掘的和碰巧遇到的，原则只有一个，他有被你和我关注的价值和欲望。

　　记：记录片吸引你们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说是电视？它让你们付出了职业之外的许多东西。 刘：有时你喜欢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是说不出明确的理由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纪录片。

　　记：假如你们每次节目播出后，不少人反映说没有那么好，那么新，你们会不会很在意呢？ 邓：当然很在意，之后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做能让人们反映好和新的片子。

　　记：以前有记者问水均益到他会在《东方时空》呆多久时，水均益笑言要一直工作到满头银发。 可以问一下你们打算在你们栏目呆多久？ 不好意思可以不回答？你们怎样理解小水的回答？谢谢！ 邓；我已经待了八年了，刘鸿彦的时间比我更长，至于说多久，这是个双项选择，如果栏目对我个人的选择可以忽略不计的话，我想我会一直待下去，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因为我热爱所以我在这里》，我想小水的回答可能也是这个含义吧。

　　记：纪事最触动我的是里面的真实现场，在我看来，主人公的言谈举止似乎都非常的生活化，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不干涉别人的原生态的。

　　刘：从你的提问中可以看出，你不光在看我们的片子，也在认真体会我们的工作状态，首先表示感谢，你问到的恰好也是我们一直在不断寻问自己的问题，简单的说，你需要保持一种客观的、平实的和亲和的与人相处的状态，努力让被拍摄对象忘记你的存在，但是这句话做起来，我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

　　记：拍电影和拍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邓：纪录片的过程和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电影却可以。所以我觉得纪录让人沉淀，电影驱人发挥。

　　记：社会关注度高，是一个起码的普遍标准，但遇到社会关注度高，但又很敏感的社会现实问题，你们是回避，还是先记录下来，作为资料备存，等待时机？ 刘：有的回避，有的纪录下来，等待时机。

　　记：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纪录片，有否让自己对人生对生活感触良深？ 邓：这么和你说吧，因为做了纪录片，我的生活轨迹和生命流程已然被改变了，感触太深了，真不知道如何说起。

　　记：其实说道像纪事这类节目，各地方台也有不少，请问你们怎样做才能抓住众观众的眼睛呢？你认为您所做的节目的特色在哪？与相似的节目哪些不同呢？ 邓：我想最大的特色在于，节目本身鲜明的个性，以及精良的制作，我举个例子，有一次节目早上七点钟就要播出了，而在凌晨三点我和刘鸿彦还在因为一个镜头加两帧还是加三帧更舒服的问题争执不休，责编急的都快哭了，说两位别抠了，要不真的赶不及播出了。我的最高的片子修改记录是十七版，刘鸿彦和我不相上下。

　　记：有人说，选择纪录片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考方式，一种表达方式。是这样的吗？ 刘：某种意义上说肯定是的，其实你选择任何职业、选择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这样。

　　记：请问一下《纪事》在中央电视台收视率如何？ 怎样做才能提高你们的收视率？你们认为他重要吗？

　　刘；现在在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是悬在每一位制片人头上的一把刀，虽然收视率并不能说明一切，但是它现在起着决定的作用。我认为只要把我们喜爱的东西做到极致，问心无愧，就可以坦然的面对收视率的问题。

　　记：“人才是第一要素”--这句话谁都会说，你们栏目是在从社会上广纳人才还是从台里互换。 邓：当然是从社会上广纳人才，从台里没法互换，拿谁换谁呀。拿我换王小丫，，王小丫干吗？

　　记：我提议，你们拍个自己的工作生活当特别节目，别总是在幕后躲着，偶尔也直面观众一次啊。刘：没有人给我们机会呀，建议DV爱好者可以与我们联络。

　　刘鸿彦：东北人，《纪事》的制片人，1991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导系；1993年，中央电视台电视纪录片栏目《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开播时，即进入该栏目组任编导；2000年进入东方时空《纪事》组；代表作品有：《生命》、《我想飞》、《透明的日子》、《海伦与凯勒》、《决胜》（九八抗洪特别节目）、《永远的春节》、 《梁思成：1937》、《中国女足2000》、《学生法庭》等。

　　邓蕾：1969年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从1991年开始在电视台从事电视新闻工作，1993年开始从事电视纪录片创作。迄今为止，做过纪录片10余，纪录短片百余部。主要作品有：《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控告》、《被告》、《瞬间》等，曾获得中央电视台、广电部及中国纪录片学颁发的奖项。2000年加盟《纪事》栏目任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