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是一个敏感话题，长期以来被主流文化排斥而边缘化。上个世纪，同性恋被看作生理或精神疾病，日常生活中也被不少人贴上“变态”等负面标签。然而，国家新闻主管部门对同性恋报道持不支持不反对的隐讳态度，使国内媒体对同性恋报道出现缺席的情况。随着社会民主法制的进步，2001年4月中华精神科学会通过《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不再笼统认定同性恋为精神疾病，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也由歧视向宽容转变，国内媒体也不再对这一曾经的“禁区”失声，同性恋报道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本文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方法（统计方法、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对《广州日报》2007年至2013年关于同性恋的报道进行分析，分析近年来岭南地区党报同性恋报道的特点和态度，诊断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其可以改进的地方。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报纸作为大众传播中最早及最重要的信息载体，是受众获取信息的有效桥梁。报纸是受众对同性恋群体了解和认知的重要渠道。因此，报纸肩负着传播同性恋的形象和事件的任务，在推动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群体的理性认识和宽容上，具有积极的作用。

　　党报长期以来充当着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受众心目中树立了主流媒体的形象。而党报对同性恋的报道，更能影响和引导受众对同性恋群体的看法，在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和偏见上，党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选择《广州日报》2007年至2013年七年内关于同性恋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同性恋报道的特点和态度，从一定角度了解并考察党报媒体在报道同性恋议题时是否过分渲染和歪曲，从而对受众在理解和认知上造成了一定刻板印象，诊断报道中出现的问题，为党报正确、及时、有效地进行同性恋报道提供策略。

　　创刊于1952年12月1日的《广州日报》，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党报之一。在岭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广东省发行量、订阅量、零售量、传阅率第一的报纸。作为广州市委的机关报，《广州日报》引导着岭南地区的舆论和导向，在报道方面贴近普通大众的生活，其对同性恋的报道更能代表当地官方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和重视程度。

　　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大洋网电子报搜索平台，输入“同性恋”为关键词，搜索到2006年5月3日至今关于标题或正文内含有“同性恋”的报道，共1000篇，筛选排除无效时间内的报道，同时，筛选排除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报刊《番禺日报》《信息时报》等其他报刊的报道来源，留下《广州日报》来源的报道样本，最后，剔除新闻报道整体与同性恋无关的无效样本，保留有效样本98个。:

　　如表1所示，2007年至2009年，《广州日报》关于同性恋的报道数量每年只有两篇，而到了2010年，关于同性恋的报道数量上升至16篇，2011年比2010年减少了2篇，但也相对保持稳定，而到了2012年，报道数量呈上升趋势，达到了24篇，而2013年，报道数量呈“井喷式”增长，达到了38篇，是2007年至2009年每年报道数量的19倍。

　　通过近年来《广州日报》同性恋报道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是越来越开放和宽容，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逐渐由偏见和排斥向宽容和接受转变，同性恋不再是社会上忌讳和禁忌的话题，大众媒体不再对同性恋避而远之，而是更为关注同性恋边缘人员的情况，同时，报道由少变多的转化，也提供了受众更多地了解同性恋群体的机会。

　　如表1所示，2007年至2012年，《广州日报》关于同性恋的报道，每年国内报道和国外报道数量相差不大，均有小幅度的失衡，但在2013年的报道中，国外报道比国内报道多6篇，总体来看，关注国外的报道比例偏大。在98个样本中，国外的报道就占54个，比国内的报道多10个，国外报道数量远远高于国内报道，出现了报道数量的不平衡，呈现出“内外有别”的现象。

　　在关于国外报道中，大部分转载国外媒体，大多是围绕体育明星、娱乐明星、政治名人等议题展开，仅有少量是关于国外同性恋维权运动的报道。这些议题虽然远离普通受众的生活，但能以较公正客观的观点去报道。而对于国内的同性恋报道，往往半吞半吐，深加隐晦，给予不同的待遇。这种对同性恋的“外平内贬”，表现出“国外月亮比国内圆”态度。

　　《广州日报》2007年至2013年的同性恋报道中，报道议题主要围绕同性恋与艾滋病、刑事民事案件、同性恋情感生活、同性恋维权、同性恋名人轶事、同性恋教育研究、同性恋婚姻与法等这七个方面展开。如表2所示：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曾提出“刻板成见”理论，他认为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一个社会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而大众传播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受众对同性恋的了解和认知，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媒体的报道中获得。根据样本的显示，《广州日报》的同性恋报道摆脱不了成见，常常被贴上负面的标签，新闻报道侧重于色情、凶杀、诈骗等负面事实。例如《同性恋人另结新欢 一怒刺死“情郎”》（2012年2月13日）《怕女友知道自己借钱18岁女学生锤杀债主》（2013年1月11日）等等。

　　暴力色彩常常在新闻标题上突出，这是对新闻报道全面性、公正性、客观性的歪曲，无形中暗示受众将同性恋与犯罪、丑陋等不良的印象加以联系。

　　除此之外，《广州日报》在《专家：带小孩乱入厕所或致性变态》（2010年10月11日）报道中，引用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前院长赵振环的话：“有的幼儿园男女生睡觉和大小便都不分开，种种不注意，日后便可发展为性身份障碍，出现异装癖、同性恋、想变性等问题。”这篇报道中乍一看没有对同性恋进行正面评价，但是在新闻处理上借专家之口把同性恋和异装癖、性变态等进行排列，是从侧面上对同性恋“病态化”的呈现。

　　久而久之，同性恋在媒体的呈现下，已经戴上“暴力”“变态”的帽子。一旦和同性恋联系上就往往就附带了很多的歧视色彩，这给同性恋打上了种种不良的烙印，极易使受众对同性恋产生偏见，使受众对同性恋群体形成了负面的刻板成见，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弗洛伊德说过，“人人都有窥秘欲”。好奇心人皆有之，而现今大众媒体为了迎合受众“窥私”“好奇”心理，蓄意生产出来的同性恋新闻带着浓厚的娱乐性，一些大众媒体在对公众人物报道的时候，往往会将同性恋作为一个吸引眼球的噱头，作为地方党报的《广州日报》也难逃此劫，根据样本显示，《广州日报》在报道同性恋议题时，常常将同性恋和名人两者捆绑起来，如《茱莉亚?罗伯茨是同性恋》（2010年9月17日）《费翔刘文正同居幕后》（2010年11月3日）《黄耀明：我是喜欢男人不需要你的批准》（2012年4月25日）等，这些花边新闻报道，同性恋无形中被消费，而一些名人也莫名其妙地“躺枪”。

　　而在报道名人轶事的过程中，新闻记者常常使用猜测的语气，例如《容祖儿宣布“出柜”?》(2011年10月25日)《传奥兰多因出柜而离婚》（2013年11月5日）等，这种道听途说、妄加猜测的新闻来源无疑是给新闻真实打上大大的问号。

　　这种媒体的猎奇心态，也可以看出同性恋被当成一种另类和异类来对待，隐形中透露出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和歧视。往往，这些新闻来源不明，难辨真假，不仅会对受众出现误导，对于新闻当事人，无疑也带来了不少困扰，影响了其正常的事业和生活。

　　大众传媒在报道艾滋病的新闻中，“男同性恋”成为一个高频率词汇。无安全措施的男男性行为很容易导致感染艾滋病。而在现今的报道中，往往忽略了“无安全措施”这个定语，把男男性行为成为艾滋病的罪魁祸首之一。

　　在《广州日报》关于男同和艾滋病议题的设置中，则在新闻标题中做特殊强调处理，如《广州男同艾滋感染率达8%》（2011年6月29日）《本地艾滋近两成是“男同” 老年患者增加多为性传染》（2011年12月2日）《十个“男同”就有一个染艾滋》（2011年12月1日）等，这样反复强调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关系，无形中加深了受众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产生同性恋是艾滋病感染的源头。

　　在2011年12月1日，《广州日报》在报道当地现前艾滋病防御的现状和问题时，引用了数据：“其中异性传播所占比例从2008年37.6%上升到今年的56.5%，男男同性性传播所占比例从2008年的6%上升到今年的15.2%。男男同性性接触人群感染率呈快速上升趋势，今年在珠三角监测到该人群HIV感染率高达10.7%。”在异性传播率高于同性传播率的实际情况下，新闻的标题却用《十个“男同”就有一个染艾滋》，而从新闻中提取“亮点”在标题中避重就轻，对男同性恋的偏见和歧视态度暴露无余，无形给同性恋者带来“污名化”，让受众的认知上出现误解。

　　另外，报道中常常是对艾滋病严峻的数据进行罗列，而很少涉及如何预防避免艾滋病的手段和措施，缺乏对同性恋者的人文关怀。

　　大众媒体在同性恋报道中，常常对新闻标题进行特殊加工，为了博取受众的眼球，使用一些违反常理的思维进行渲染，充斥着“性”“暴力”“XX门”等字眼，如《女同性恋请恋人掐死自己》（2008年5月31日）、《脱衣门”后再现“同性门”德国女足世界杯麻烦不断》（2011年7月1日）、《QQ漂流瓶交往未成年人 男处长诱惑性侵犯数男童》（2012年8月7日）等，此类“标题党”把新闻的重点放在如何引人尖叫上，想方设法引起受众特殊注意和阅读冲动，把基本的新闻采编规范置于九霄云外。

　　在报道广州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稽查处处长李军诱惑猥亵男童一案时，因为李军的同性恋身份以及猥亵男童的事实，《广州日报》在对该案件的报道中，多次把“怪哥哥”的标签贴在被告人李军身上，在新闻标题上呈现，如《是否批捕怪哥哥最迟后日有定论》（2012年8月8日）、《“怪哥哥”未上诉》（2013年7月9日）《“怪哥哥”今一审宣判》（2013年6月14日）等，这是对新闻当事人的一种“污名妖魔化”的处理，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人格破坏，也侧面体现出对同性恋者的固有成见。

　　同志曾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因此，党报的客观和公正格外重要。作为党报，在报道同性恋议题的时候，应当坚持客观性公正性。通过对同性恋群体生存环境公正、客观的报道，让社会受众正确理性地了解和认知同性恋群体。

　　党报作为主流媒体，在传播文化的多元形态、纠正对异质文化的偏见、弘扬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上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和理解，也代表着社会文明和进步。在报道同性恋新闻的时候，根除“娱乐化”，避免为吸引眼球而故意使用的夸张、歧视的言语，脱掉有色眼镜，不给同性恋者贴不良的标签和戴上负面的帽子。对同性恋的态度上，引导客观和公正的舆论环境，改变大众对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

　　据法制网2009年12月3日报道，“在中国，同性恋者占总人口比例为3%—6%，具体说，是3600万以上在中国。”而3600万以上的同性恋者在社会上还属于“边缘化”，虽然社会上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但是同性恋者被误解、被妖魔化的现象还依然存在。

　　这3600万以上的群体，就生活在我们身边，而在舆论环境中他们还属于。因此，党报对同性恋者的保护和理解则更为重要。在关于同性恋的议题上，应当多把焦点聚集在同性恋的情感生活上，实现报道手段的多样化，通过深度报道、人物专访等多种报道形式，扩宽他们的生活空间，让他们也能发声，在新闻报道上体现出对同性恋者的人文关怀。

　　党报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是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在同性恋的报道上，党报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作用格外重要。

　　在有效传达党和政府政令的同时，党报要履行传声筒的职责，深入同性恋群体，及时反映同性恋群体的呼声及问题。在关于艾滋病报道选题上，除了公布医疗卫生机构的最新调查数据外，还应该从提高同性恋群体健康意识的角度出发，对防艾等健康知识进行宣传。

　　本文通过对《广州日报》2007年至2013年的同性恋报道研究分析，发现党报在报道过程中，对同性恋群体仍然存在偏见、歧视的色彩，在报道主题和角度以及新闻处理方法上无形中给同性恋贴上了标签，使受众对同性恋产生了刻板成见，也给同性恋群体带来了心理负担和思想包袱。

　　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如何客观、公正地进行同性恋报道，有效消除社会矛盾，是值得每个新闻工作者及传媒学者思考的议题。（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新闻学）

　　[3] 彭薇：《国内媒体同性恋报道现状分析》，《青年记者》，2006（2）

　　[4] 徐江玲：《艾滋病报道中对同性恋报道的特点分析》，《第三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优秀论文集》

　　[5] 吴思媛：《同性恋报道中的偏见与应把握的原则》，《青年记者》， 2009（8）

　　[6] 法制网：《全国同性恋者人数达3600万以上 同性婚姻走向何方》链接：

　　[7] 申婧：《中国内地报纸媒体同性恋报道研究》[N] 西北大学，2010

　　[8] 刘丽霞、马辉：《同性恋我国媒体的报道现状与影响分析》，《新闻知识》，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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